湘桂走廊，中原进入岭南的必经之地。北去的湘江和西北越城岭、东南都庞岭在桂北构成一条形似走廊的峡谷。永安关、雷口关、湘江渡口……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不间断地经历着纷飞战火。

1934年冬天，这里再次掀起血雨腥风，并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走向。11月27日至12月1日，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经过湘江流域广西灌阳、全州和兴安境内时，再次遭到国民党数十万军队重兵围追堵截。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数以万计的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书写了红军长征伟大史诗中最壮烈的一页，树立了一座光照千秋的革命丰碑。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在脚山铺阻击战中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敌人手持刺刀冲过来的时候，他不愿做俘虏，一把夺过警卫员手中的枪，朝自己扣动了扳机。牺牲时，年仅26岁。

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带领部队负责全军后卫，腹部被子弹打穿，昏迷中被俘。醒来时，他从腹部伤口处把肠子掏出扯断，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在桂北流传的民谣，沉痛描述了当年战斗的壮烈。

广西作为湘江战役发生地，各族人民与红军将士鱼水情深、血肉相连。

湘江战役期间，广大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帮助架桥渡江、突破围堵，救护红军伤病员，很多群众踊跃参军。湘江战役后，群众自发保护红军烈士遗骸和长征遗址遗存，一代一代传颂着红军将士的感人故事和革命精神。

今年69岁的李清鸾，42年前嫁到灌阳县灌阳镇排埠江村。在清理房屋时，她发现一面印着五角星和党徽的红旗，原来是丈夫的曾祖父黄合林85年前替一名红军战士保管的。

在当年的新圩阻击战中，黄合林救治了一位负伤的红军战士。战士伤势好转后去找部队，将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送给黄合林，让他帮保存，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

黄合林将那面红旗包了一层又一层，用一个小木箱装好，藏了起来，临终前嘱咐儿子黄荣清保存。1979年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清鸾把红旗交给县武装部，请他们去寻找那位战士。如今，这面红旗静静地躺在自治区博物馆里，诉说着85年前的约定。

全州县才湾村米花山脚下，有一座青山环抱的红军烈士墓，墓碑上的红星格外耀眼。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来到才湾村驻扎。战士们帮村民挑水、劈柴、搞卫生，村民也帮助红军磨米、蒸红薯，军民之间其乐融融。5位村民参加了红军。

脚山铺阻击战打响后，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给红军送饭、送水和带路。两天两夜的鏖战，红军将士伤亡惨重。战斗结束后，村民蒋石林的爷爷自发埋葬了7位红军战士的遗体，并年年进行祭奠。蒋石林长大成人后，继承先辈遗愿，至今一直守护着这座红军墓。

“红军战士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兴安县华江瑶族乡105岁的老人支义青讲述了他见证的湘江战役红军故事。

当年，凤凰嘴是湘江以东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渡口。湘江宽百余米，没有一座桥，红军部队为加快行军速度，只好架设浮桥。

“开始我们都很害怕，但看到红军战士遍体鳞伤依然拼命往前冲，我们被感动了。”支义青和乡亲们卸下自家门板，划着平时运米的商船，冒着生命危险加入架桥的队伍中。乡亲们先将船排成一排固定在江中，然后将木头搭在船上，把木板和门板铺在木头上搭成浮桥。

正是这些浮桥，帮助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走向胜利的彼岸。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中央有关方面的支持指导下，历届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红军长征过广西的纪念设施、遗址遗存的建设、保护高度重视，持续进行抢救性保护，大力支持桂林市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大力推动红色基因传承。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先后建成了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等一批重要纪念设施，反复甄别核实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将士英名录，以告慰烈士英灵。

2016年10月18日，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兴安县隆重举行庆祝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活动，回顾红军长征过广西的艰辛历程，缅怀红军的丰功伟绩，传承中国革命的红色基因，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动员和激励全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年，自治区政府出台《推进桂北长征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方案》，建立了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文化厅、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和桂林市政府等单位负责人组成的桂北红军长征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联席会议制度，深入挖掘长征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推动红色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着力构筑桂北红色旅游基地，充分发挥红色文化教育功能。